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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的非常规电影你究竟知道多少?

楼主:传媒少数派 时间:2022-02-28 14:33:49



编者按:这篇文,传媒少数派(id:media_shaoshupai)想与读者分享的是“张国荣现象”——这个在其往生后仍在每年祭日令人追思,并与日剧增“后荣迷”(张去世后才成为其粉丝的人)的传奇。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代表作,你是否也看过本文推荐的那些张国荣的小众电影?如果没有,希望通过本文的分享,能让你更多一分地理解这位游走在男与女边缘、艺术家与明星之间、小众与大众分隔的,如此特别的时代人物。



又到了张国荣逝世周年祭。在讲他的几部大家较少关注的电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则旧闻。一是CNN在2010年列举了“25位亚洲最伟大的演员”,张国荣名列其中。


二是张国荣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香港某商场内一座六米高的张国荣半身像引来市民热情地“抚摸”和拍照,导致雕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香港某商场内的张国荣半身像(2013年4月1日)


CNN的报道和香港市民的热情其实只是张国荣逝世后他本身依旧经典的一个缩影。在2003年他纵身一跃的文华东方酒店门口仍有大量的真爱粉或路人献花表示哀悼,他的“后荣迷”数量也一直在增加。


在香港,差不多每年都有纪念Leslie的演艺活动。在国际上,张国荣等一系列港星所造就的“华流”席卷亚洲,即便在日韩他也有大量的粉丝。


今年三月古巨基发行向张国荣致敬的专辑《Salute to Dear Leslie》并举行同名演唱会



▲全智贤激动地采访张国荣,俨然一副小粉丝心态



另一个较少人知晓的领域也突显出张国荣不衰的经典魅力——出版和学术界。张国荣常常被当作国内外学术讨论和研究的对象,有关他的书籍和文章也不少。


▲研究、纪念张国荣的出版物


粉丝在其去世后专门成立了“张国荣艺术研究会”。在香港,以洛枫为首的学者基本上每年都会对他的演艺生涯进行研讨并将成果发布于“哥哥香港网站”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张国荣能引起一大堆粉丝和学者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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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演艺经历与香港社会的戏剧重合


张国荣1977年参加了丽的电视台的“亚洲业余歌手大赛”,以第二名的成绩与该电视台签下合约后正式出道。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的事业平平,星途鲜有起色。他做过娱乐节目主持人,在酒吧驻唱过,甚至还被人骗去演了一部三级片。


▲张国荣出道时主演了一部三级片《红楼春上春》(1978)


熬了几年后,他的演艺事业终于有了转机。一曲热辣的《Monica》让他的明星之路走了上坡。如果计算他的出道时间,我们会发现到1984年时,他已经在不温不火中度过了七年。


1987年的专辑《Summer Romance》获得当年销量的冠军(《侬本多情:张国荣》),同时也将张国荣的演艺生涯再次提升了一个台阶:这一次他真正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并在1987年左右开始大量出演各种类型的电影。


▲《Monica》与《Summer Romance》封面:张国荣的“热辣”引起一阵旋风


在“谭张之争”后,张国荣于1989年做出告别歌坛的决定。但他并未终结自己的电影事业。从1990年开始,他的电影事业迎来全新的阶段,还获得了业界的好评和肯定。


张国荣与谭咏麟两人的歌迷当年誓死“撕逼”,比今天的粉丝还夸张


暌违歌坛五年后,张国荣离开了之前的东家新艺宝,签约滚石唱片。到1996年,他推出了代表这一时期个人风格的专辑《红》。


《红》是张国荣在音乐道路上的转折点


进入2000年后张国荣推出专辑《大热》。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他所主演的电影数量显著减少(其实在1997年之后,他所参演的电影数量就开始逐步减少了)。原因显而易见——香港电影工业的衰退。


港片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迈入黄金时期,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在80年代末期,台湾发行和影院商陆续投资香港电影,造成港片数量的井喷效应。商家刚开始流行的是“卖片花”,即制作公司将还未拍摄完成的电影卖给发行商。


之后更为成熟的做法是“把资金拨来香港,在港成立公司制作影片,或以联合出品人身份投资港片,既可取得港片卖埠权回销台湾,复可把影片以港片名义外销韩国及星马泰三地”(《香港影视业百年》)。后来还出现了“台资港片”


台湾资金大量注入香港影业,《新龙门客栈》和《笑侠楚留香》为其中代表


在港片火热的年代,一位明星可以同时参演好几部电影。比如刘德华曾被誉为“刘十三”,传闻说他可以同时出演十三部电影。


这股前所未有的投资狂潮在1993年到达巅峰。可是香港电影自此之后就一蹶不振。


纵观张国荣的演艺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他倚靠的香港社会与之有异曲同工的微妙回响:“港二代”本土意识的崛起、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香港社会在不同时期掀起的移民潮、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非典”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创伤。


这里我引用两位作者的文章节选结束第一个原因的探讨:


六七十年代艰苦经营、八九十年代繁荣昌盛、90年代初面对回归困惑、21世纪初经济遭受重创。2003年上半年是近年来香港人所面对的最困难、最彷徨的时期。由“亚洲金融风暴”引起的经济萧条未见好转,负资产问题仍未解决,失业率依然高企,更不幸的是SARS袭击,不但经济受影响,人们更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担忧。

 ——黎熙元

回顾张国荣的演艺生涯,我们不能不感慨他的脚步与香港历史的种种契合。Leslie的演艺人生,正处于从香港回归进入具体筹备阶段的1982年,到正式回归的1997年,这十五年期间,加上回归前期的五年及回归后的五年尾声阶段,前后共历经二十五年。可以说,他的演艺生涯正是与香港现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时代完全重合。

——松岗环(松岡たま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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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性相迷思:同性、异性,傻傻分不清楚


张国荣作为当时香港“唯一明确了同性恋关系的大明星”(《华语电影明星研究:表演、语境、类型》)无法与香港的整体发展协调,因为作为一名“酷儿”,张国荣所实践的流动性欲是违背朱迪斯·巴特勒所谓的“具有强迫性质的异性恋体制”(a system of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


巴特勒的这句话看似高深莫测实则简单明了。换句话说,张国荣的这种“雌雄同体”的特质与香港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有着抵触


从社会层面看,香港的基督教势力比较庞大(基要派、福音派),对非主流的性别实践常常采取压制、反对的措施。


从法律层面看,殖民政府是在通过长久的讨论后才在90年代将“鸡奸罪”废除,对同性行为进行非刑事化处理。(《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此次讨论的导火索乃发生于1980年的香港皇家警察约翰·麦乐伦的枪击案。警察本来是以“不检点行为”罪名对其进行逮捕,却发现他被枪击中五次,惨死家中。


警方认为麦乐伦是自杀,但媒体则认为他死于他杀,原因是他掌握了警署内部疑似同性恋者警员的名单。于是,大众开始怀疑司法公正性,同性议题也顺势进入公众视野。


由此可见张国荣所处的社会环境对这类问题的容忍度不太高。他在世时,港媒对有关这一块的报道都是以耸人听闻的八卦态度进行处理,颇具奇观效应(《男生女相、雌雄同体:张国荣的歌衫舞影与媒介论述》)。


对此,他以一种模糊的手法对自己的性相问题进行回应。千禧年后,《时代周刊》记者理查德•科利斯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自称双性恋。


其实,他跟唐鹤德的关系早在1985年就遭媒体曝光(《侬本多情》)。之后在“跨越1997”演唱会上张国荣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前发表了一段感言,这段话也被视为他的出柜宣言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因为我从开始歌唱事业到现在已十来年了,在这期间我也办过好几次演唱会,而每一次我妈妈都会到场与我分享我的快乐。但是,过去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唱一首歌给她听……同时这首歌也要送给另一位在我生命里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朋友——他就是你的干儿子……他当然就是我的好友唐先生。”


张国荣在“跨越1997”演唱会上的爱情宣言


此外他该时期的歌曲《我》和《左右手》也是被大家认为能揭示他为同性恋的证据之一。但是,他在演艺生涯中不仅时常表现自己对异性的爱恋,比如上毛舜筠的节目《娱乐热卖十点半》时袒露了他当年对毛舜筠的喜爱,而且最厉害的是他还会在不让自己出柜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电影角色去回应媒体的猜想(《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上述做法可能是在抵消之前性取向被曝光后产生的负面影响。他采取这样的行动反而积极地造就了迈克尔·德安吉利斯所谓的“泛性相幻想”(the fantasy of pansexuality)(《Gay Fandom and Crossover Stardom》)。


那么,这个高大上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要理解它很EASY:男女通吃。张国荣向大众宣告了他追求女性的可能性,或者对于他的粉丝来说他不仅钟情男性还对女人抱有极大的兴趣。爱他的女粉丝们依然可以对他进行无限地YY。


▲“泛性相幻想”的代表明星之一:基努·里维斯


这又回到了本段开始提到的流动性欲的问题了。坦白讲,张国荣本身就在实践这个理念——在MV《怨男》中他不断地让男人更换衣服以暗示性别的流动和解放;在“跨越1997”和“热情”两场演唱会上他以跨越性别的穿着和表演向大众赤裸挑衅。


▲“热情”演唱会的服装由法国著名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设计,颇具中性风,但同时也被港媒狠批


Leslie如此大胆的举动怎能不引起粉丝和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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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三:明星形象与非常规电影:Baby, I’m a firework!


一名艺术家能让大众如此爱慕当然离不开自身作品的缘故。张国荣在电影里塑造了诸多经典的形象。比如,宁采臣、十二少、阿飞、程蝶衣、欧阳锋、何宝荣等。


▲张国荣的经典银幕形象:《倩女幽魂》《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春光乍泄》


同时这些角色所指涉的电影也是华语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张国荣出演的许多影片在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此外,在他从影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共获得11个奖项的提名,最终斩获4个电影奖项,并且还担任过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评审。


港星参演电影的票房排名(TOP 10)

注:表格中的数字代表当年该明星参演电影的香港本土票房排名;单个方框内的多个数字表示该明星在一年内所参演的所有进入TOP 10的影片


▲张国荣的电影奖项


上述电影折射出的银幕形象与张国荣银幕外的形象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出他的明星形象,也正是这些极富争议、挑战主流的特质在吸引群众围观。


对于诸如《霸王别姬》《春光乍泄》一类的影片很多人都已非常熟悉了,再讨论也没什么意义。


接下来,我将列出几部Leslie演艺生涯里不那么火热的电影供读者围观,看看这些电影中的张国荣是怎样的形象,影片本身有无任何有趣的可挖掘之处,大家亦可读完文章后把这些电影搜来看看,重温当初香港电影的独特魅力。(注意:稍有剧透,谨慎阅读)


《烈火青春》(1982):叛逆青春,说死就死 



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片中充斥着青年的性、叛逆与自由。张国荣在片中饰演一名西化的富家子弟,有点愣头青,情感比较内化。他会常常听过世母亲的电台录音,向往乘坐“Nomad”号奔向自由之地。


夏文汐演张国荣东洋化的姐姐,与汤镇业饰演的下层市民私通鬼混,而且她的前男友竟是日本“赤军”的逃亡者。


由于涉及青春与反叛,影片自然少不了挑逗、暴力的镜头:夏文汐与汤镇业在巴士上“车震”;张国荣与叶童初次相遇就约了那个啥;日本人带来的无端杀戮把结局搞得支离破碎。难怪当时影评人石琪会对影片进行狠狠地批判。(《香港电影新浪潮》)


▲《烈火青春》中两场荷尔蒙爆棚的“动作大戏”


但影片有两处颇让人深思。第一处就是那艘名为“Nomad”的船,同时也是本片的英文名。联系影片剧情的话,这部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勒兹的“游牧人”哲学——提倡用多样性、差异性、外在性、肯定性等解构的特质抵抗“独断的思想”(《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四位青年过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游牧人”生活,抵抗同质、统一的社会。看似与主流密不可分的上流阶层的张国荣和夏文汐,也受到了异质事物的干扰。


最明显的部分体现在夏文汐接收她的日本“赤军”男友和张国荣生母的缺失。这两样异于主流的异质文化让这两人同样处于“游牧”的状态。


更有意思的是,四位主角最后竟逃离都市生活,渴望融入孤僻的小岛上,誓死与主流社会隔绝。


▲四位青年的都市“游牧人”生活


第二个便是片中常常出没的日本文化。不管是角色大肆地说日语,还是被东洋化的夏文汐,抑或是突然冒出的“赤军”男友和追杀他的日籍女模特,统统让人眼冒黑人脸问号——谭家明那么热爱日本?


“无所不在”的日本元素:歌舞伎和武士刀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思考香港和日本的历史文化。在《日本文化在香港》一书中,李圣德梳理了港日的历史脉络,发现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是把香港当作了解西方的窗口,这和解放后中国内地的做法异曲同工。


不仅如此,日本当时还在香港设立了情报网络,搜集、研究有关中国的资料和国情。在港居住的日本人也不少,但大多来自本州岛以下的南部地区。


他们漂洋过海来到香港,成为“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边缘人。这一点跟夏文汐的日本男友有着时空上的呼应。


日本本身的亚欧混合的生活模式实际上是跟香港人契合的。换句话说,两者有种彼此理解的感情。由此,夏文汐的东洋化举动,主角学日语的努力程度,半路杀出的日本女模特等都能得到一一的解答——从日本文化中反思香港社会。


《缘分》(1984):青春偶像来袭 



典型的 “小鲜肉、小花青春偶像爱情片”,比张婉婷的《秋天的童话》(1987)足足早了三年。


片中二十出头的张曼玉、梅艳芳、汤镇宗均水灵叮当、白里透红、胶原蛋白多到爆浆。其中张曼玉最甚,略带婴儿肥的脸庞带出一抹单纯的稚气,与《花样年华》等影片里更为成熟娇媚的她大相径庭。


▲本片经重修后于去年在内地影院上映


影片是一个有关三角恋的俗套故事。除了观看巨星们在八十年代的鲜肉模样外,《缘分》最精彩的部分其实是最后的20分钟——张曼玉与张国荣在地铁里的爱情追逐战。


在这段剧情里,张曼玉频频上演与张国荣的擦肩而过,你会不自然地想起《我的野蛮女友》中全智贤与车太贤在地铁上演的缘分错失的一幕。


▲《缘分》和《我的野蛮女友》中相似的一幕:坐电梯,毁一生


不过本片比《我的野蛮女友》早上映将近二十年,而且剧情呈现的这段缘分追逐战是张曼玉的角色Monica主动提出的——她想用命运来测试彼此是否适合,这颇具自省特质。


张曼玉在这个游戏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行为,她慢慢坐到正在搭乘地铁的牧师与和尚之间。导演似乎想借由宗教的力量让她走出困境。同时,这一幕也彰显了她的为难处境——究竟该往左(西)还是往右(东)。


张曼玉的“东”“西”抉择


不过最终电影的英文标题《Behind the Yellow Line》揭示了剧情的走向:在地铁的安全黄线之外,张曼玉在梅艳芳(犹如神一般地随意出入叙事线)的指引下与张国荣热情相拥。


《杀之恋》(1988):一段致命的“直男癌”恋情 



一部有关两组三角恋情的惊悚悲情片。开头将近15分钟的戏活脱脱地让电影朝恐怖片的方向迈进,但随后剧情急转弯,变成了一部关于情爱的情节剧。


该片不仅“抄袭”了《倩女幽魂》式的“男猪脚”撞鬼桥段,还将张国荣的《无心睡眠》用作电影原声音乐,打歌卖唱片。看完《杀之恋》后,你会发现港片狂乱的杂糅特质十分抢眼。


▲张国荣接连在两部影片中撞鬼:《倩女幽魂》(1987)和《杀之恋》(1988)


杂糅不仅体现在撮合两种不同的类型上,更体现在叙事里面。


熟悉香港电影的观众应该对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有种直观的印象——剧情很跳跃。某个角色会突然无理由地出现在剧情中,缺乏动机;先前精心设置好的谜团或起因在故事结束了都不给你任何解释。


其中原因在于香港影人的独特拍摄方式,即以卷盘为计量单位。一部90到100分钟的电影大概有9到10个卷盘,制作人员由此来组合剧情。



每一卷都有自己的作用。“第一卷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第四卷开始进入重要的剧情线,第六或七卷出现转折,最后两卷或三卷是延时的剧情高潮和结局。”(《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


每卷都要负起某个特定的叙事职责,自然会过渡得不自然,让人产生“跳”的感觉。


再细看影片,你会发现剧情里充斥着赤裸裸的厌女情绪。用直女们的话来说,此乃活脱一部“直男癌”电影。


同处于各自三角恋情中的张国荣和钟楚红最后的命运相异——张国荣活了下来,钟楚红医治无效而死。


张国荣佩戴的那串念珠是为了防灾,而防的恰恰就是钟楚红,因为她是危险的蛇蝎美女,装神弄鬼,玩弄男友的感情,终究会受到天谴。


更有意思的是,当张国荣发现钟楚红时竟把女友柏安妮晒在一旁,下车去找她,没找到还在柏安妮面前捶胸顿足。明显的“三心二意”过后,柏安妮在要结尾时竟大发慈悲地为两人祝福,眼中流露着“此情延绵无绝期”的爱慕。Come on,妹子,你还真TM大度啊!


▲柏安妮不舍的眼神与张国荣执意要走的决心


《家有喜事》(1992):薛之谦的“娘娘腔”还应该多学学张国荣 



典型的香港合家欢贺岁电影,巨星云集。剧情是贺岁片的套路:一大家子各有各的麻烦问题,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破碎的家庭重回正轨。


▲《家有喜事》的卡司:张国荣、周星驰、张曼玉、吴君如、毛舜筠等


本片是张国荣首次饰演与同性恋沾边的角色。根据导演高志森的说法,Leslie本来演的是一名魅力十足的情圣,他却主动要求把角色换成一个“乸”(粤语娘娘腔的意思)型的男人。


片中他的一颦一笑、“婉约”的走路姿势、阴柔的说话声音、“抓马”的肢体动作将娘娘腔表现得淋漓至尽。


不过《家有喜事》中性别气质倒置的角色不止他一人——毛舜筠演的是一个与张国荣处处作对的男人婆,身着皮衣夹克,留着一副短发,喜欢骑机车。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人同房后,各自的性别气质恢复“正常”。


▲张国荣与毛舜筠在片中大玩“性别气质”的游戏


张国荣在戏中轻易转换性别气质的举动似乎在回应大众对自己私生活的猜疑:老子能演男人味十足的,也能演“娘气”逼人的,猜啥猜,你来咬我啊!


《大三元》(1996):妓女、救赎与回归焦虑 



影片有两条交叠的故事线:一条是张国荣扮演的神父拯救袁咏仪扮演的妓女;另一条是刘青云扮演的警探逮捕黑社会大佬。剧情走的是嬉笑打闹无厘头风,在徐克的履历中只能算得上一部合格之作。


▲“大三元”是麻将的“红中”、“白板”、“发财”,这不仅指代三位主角的名字,


香港社会一直都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自从《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身份问题伴随回归的焦虑愈加严重(《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这自然会在电影中不时地表现出来,甚至某些僵尸恐怖片也会突然插进一些“高谈阔论”的台词。徐克在《大三元》中的这点小心思实在是直接明显。


张国荣进入麻将馆向黑社会混混报了名字“钟国强”后,被当作“中方代表”;黑帮大佬在楼梯间不断看到“出路”两字,这似乎在忧虑香港未来在何方;,寄托西方的耶稣“显灵”


▲徐克的“出路”是前往好莱坞


寄托耶稣的电影在当年还不止这一部——《流氓医生》《救世神棍》《海根》《古惑仔》。


不过《大三元》对耶稣的“救赎”有质疑:一是因为张国荣扮演的神父具有魅惑特质,经常把新娘迷得鬼迷心窍;二是张国荣本身具有的“酷儿”特质也彰显了这份“救赎”的不稳定性。


徐克似乎想表达:两边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喽。


《星月童话》(1999):跟你说了不要在车内接电话,危险!



常盘贵子的未婚夫在车内接了电话,导致车祸发生。虽然常盘活了下来,未婚夫的死却让她难以走出阴影,遂决定单身赴香港,完成本该执行的新婚计划。哪知在酒店电梯口遇到了和他未婚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张国荣……


故事结合了香港卧底电影的套路和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在童话爱情方面,导演故意在片中加入《秋天的童话》的镜头,好似彰显本片的致敬之意,这反倒加强了与《秋天的童话》的对比,让人觉得本片的爱情部分不免有些苍白。


推荐此片有一个私人原因:常盘贵子太他mother的漂亮了吧,尤其是那双真挚的大眼睛。


曾经火遍亚洲的“日剧女王”——常盘贵子


另一个原因在于可以通过《星月童话》的制作背景了解当时香港电影的窘境。90年代中期左右香港影业进入寒冰期,为了应对烂局,电影人积极寻求出路。


主要策略是吸引境外资金投资拍片,由多国或多地区联合制片,并借鉴好莱坞的生产创作模式。(《Hong Kong Cinema: Coloniser, Motherland and Self》)


《我爱厨房》(1997)和《东京攻略》(2000)也是多地区联合制作的典范


《星月童话》是其中的代表。影片由七个地区联合出资拍摄,其中日本的资金占了一半。巨大的投资金额也让创作人员不敢怠慢,前期准备、剧本创作、视听语言等方面都积极向好莱坞模式靠拢,因此本片也呈现出与早期插科打诨的港片不同的风格。


电影人做出了诸多努力,依旧难力挽影业颓势的狂澜。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北上开拓新天地。


▲基于能为挽救香港电影的颓势尽一份力,杨紫琼免费客串该片


《红色恋人》(1999):张国荣的主旋律电影 



张国荣应该算是当时港星中唯一一个参与过内地主旋律电影拍摄的演员(夏梦、梁家辉另当别论)。


九十年代中后期,内地影坛掀起一股石琪所谓的“崇洋地爱国”之风(《张国荣的电影世界》)。该类型的影片除了《红色恋人》外还包括《红樱桃》《红河谷》《黄河绝恋》《不见不散》等。这些电影都将西方人物或背景带进叙事中,暗示开放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联系。


宁静是此类型电影的“大户”


《红色恋人》是以美国医生的视角去叙述地下党员张国荣与梅婷的爱情故事。本片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大书特书革命故事,反而关注两位主角的爱情。


不仅内容“西化”,制作方式也相当洋气——好莱坞编剧修改剧本、后期制作在日本和澳洲完成、许多摄制组成员有留洋背景。


该片掀起了诸多国内电影制作的第一,同时也饱受争议:一是张国荣到底适不适合演革命人士,二是关注爱情、淡化革命的故事是否适合主旋律电影。第二个争议不是文章讨论的重点,我就暂且省略。


张国荣到底适合这样的影片吗?片中他的演技其实并无大的问题,只是偶尔不标准的普通话会让人出戏。但片中大量的英文对白的确让张国荣大放异彩,这也是导演叶大鹰选择他的其中一个原因。


▲张国荣的革命者形象


持否定态度的人则认为张国荣是香港人,与北方革命人士难以挂钩,况且他的“酷儿”身份会让电影尴尬。


叶大鹰的回应是他觉得张国荣的高贵书生气质很适合他心目中当时的革命人士。实际上,张国荣本身的边缘性才是和当时的地下党员产生契合的地方——隐蔽和挣扎、不可言说与“危险”特质。



希望以上不为人所熟识的张国荣电影的分享,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位游走在男与女边缘、艺术家与明星之间、小众与大众分隔的,如此特别的传奇人物。


祝,天国安好。



编辑: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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